丈夫婚内出轨，向情人陆续转账37万余元，妻子发现后，将其情人诉至法院，要求返还转账钱款。出轨方赠与第三者的财产能否追回？2024年1月30日，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第二批检察机关贯彻实施民法典典型案例，其中就披露了这起“冯某与李某赠与合同纠纷抗诉案”。
男子何某与冯某系夫妻，二人育有一子一女。2017年8月起，何某因常在沐足场所消费，结识了在此从事管理工作的李某，进而与李某产生了婚外情。李某也知晓何某有家室、有儿女。
2017年8月至2019年9月，何某通过银行卡向李某转账14笔共计20余万元；2017年8月至2019年11月，何某为维系两人关系通过微信向李某转账包含“520”“1314”等特殊含义的278笔共计17万余元。2017年8月至2019年10月，李某通过微信向何某转账共计9万余元，并代何某支付沐足消费款5万余元。
2020年1月，冯某以何某赠与李某财产的行为侵害其财产权益为由，向四川省宣汉县法院提起诉讼，请求确认何某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赠与李某财产的行为无效，要求李某返还赠与财产及利息。宣汉县法院一审判决驳回冯某的诉讼请求。
冯某不服一审判决，向达州市中级法院提起上诉。达州市中级法院认为，何某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，违背夫妻忠实义务，向李某转款37万余元，其财产处分行为未得到冯某追认，赠与行为无效。赠与款项中有50%份额属于冯某，何某无权处分。何某向李某赠与金额37万元，在扣减李某向何某转款金额14万余元后，余下23万余元。23万余元的50%份额属于冯某所有，李某应予以返还。达州市法院二审判决撤销一审判决，李某返还冯某11万余元并支付利息。
冯某不服二审判决，向四川省高级法院申请再审被驳回，遂向达州市检察院申请监督。达州市检察院审查后认为，本案赠与行为无效，应当返还全部赠与财产，据此提请四川省检察院抗诉。
对于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，夫妻一方对外赠与行为是部分有效还是全部无效问题，江苏省、北京市等部分地区出台了相关审判意见，但四川等地没有明确规定，司法实践中对此类案件处理裁判尺度不一。四川省检察院根据审查认定的事实和证据认为：一是案涉赠与行为是无效的民事行为，其法律后果应是返还全部财产，终审判决部分返还，属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。二是终审判决部分返还赠与财产，径直分割夫妻共同财产，超越了当事人的诉讼请求。三是终审判决变相认可违反善良风俗的赠与行为，损害了夫妻中非过错一方的财产权益，与诚信、公正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符。2022年5月23日，四川省检察院向四川省高级法院提出抗诉。
四川省高级法院再审采纳了检察机关抗诉意见，并于2022年10月31日作出民事判决，依法改判李某返还冯某23万余元（即转账赠与37万余元扣减李某垫付款14万余元）并支付利息。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实施后，对“公序良俗”的认定采取概括式规定，部分条款存在较大的弹性解释空间，表现为难以准确区分法律行为的不同因素违反公序良俗时，会对法律行为的效力产生何种影响。司法实践中也因此产生了赠与行为有效、赠与行为部分有效和赠与行为无效这三种判决。
夫妻共同财产赠与第三者的纠纷不宜简单定性，应根据具体案情分析，除了考虑“公序良俗”，还应综合考察赠与人和受赠人的主观心态等。
本案中，何某赠与第三者李某财产，特别是“520”“1314”等特殊含义的转款，显然不属于何某和冯某的家庭日常生活所需，亦不是夫妻协商一致行为，故不符合婚姻法和婚姻法司法解释（一）第17条关于夫妻财产平等处分权的规定。何某与李某的转款与收款，目的是维系婚外情，两人的婚外情及转账行为侵犯冯某作为配偶的合法权利，主观上均非善意。
综合上述分析，该赠与行为违背公序良俗，应认定为无效。我国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七条明确规定，基于无效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。
本案检察机关对夫妻一方擅自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第三者，侵犯配偶一方财产权益的行为依法监督，要求第三者返还全部赠与财产，既保护了夫妻关系中无过错方及婚内子女合法权益，又促使省级检法两院对该类案件达成司法共识，统一厘清法律适用标准。
